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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认真对待所有早期的解释，同时也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目的和具体的历史背景。熟悉中国近代以前所有的学术研究，但不要将其作为不容置疑的“证据”。

2.阅读所有的现代学术成果，而不仅仅是汉语文献的学术成果，不管这种广泛的阅读在传统的学术共同体中是否便捷、是否受到期待和赞赏。

3.了解其他古代文明，研究其中的文本如何发挥作用。记住马克斯·穆勒所言：“只知其一便是一无所知。”这句话适用于任何文明，包括自己的文明。

4.对比较视野的应用既要广泛，也需审慎。最好不要试图“证明”某种现象既然在中国之外存在，就一定存在于中国，也不要“证明”不同阐释模式可以轻易挪用。但是，只要我们认识到其他文明的情况，就应当认真对待所有不同的选择和观点。

5.不要把“理论”看作一套特定的准则。相反，只需对材料保持批判性的距离，同时也认识到它在现有理论模型中的前身。

6.将 “文献 "纳入社会、政治、知识、制度和经济背景去考虑。没有任何文本是孤立存在的。

7.不要将后来的观念和文化习惯投射到早期。特别是，不要将帝国时期的观念与习惯投射到帝国以前的时代，也不要不加区分地混淆不同时期的材料。欧洲学者不会用中世纪文本来论证《希伯来圣经》最早文本层的某个问题，我们也不能用战国或秦汉的文本来证明商代或西周的相关问题。

8.需要重视帝国及其新体制带来的变革：文本的形式、功能、性质、储存方式、获取方式和使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
9.考证所有传统故事起源的时间，或相关材料出现的时刻。重视这些传统智慧的历史性，而不是在方便时简单地使用它们。

10.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，那里的人做事方式不同。要意识到，一切事物都有历史的偶然性，而且永远在变化。

11.20世纪初出现的对中国早期文学的现代解读，很多未经仔细考证，切勿轻信。它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学者对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探寻，但其对古代文本简单化、表面化的解读，在古代本身并无依据。

12.面对古代文本，首先要回答一些基本问题：什么是文本，其界限是什么？什么是作者？作者、注释者、编辑者（editor）和编纂者（compiler）之间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又当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功能置于历史背景中分析？

13.质疑一切对于文体的假设和分类：在早期中国，一首“诗”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“历史”写作？

14.永远从文本本身出发。做好所有的机械性工作：检查数据库，对语义和形式特征进行分类，仔细解析文本句法、不拘泥于现有的版本，揭示文本的形式特征以更好地剖析文本。

15.不要把文本解读的困难，特别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困难，看作是为了理解文本必须移除的绊脚石，而要把它们看作宝贵的证据，支撑起另一种可能的解读。如果抛却这些困难，我们将永远错过另外的可能。掩盖困难往往意味着掩盖那些潜在的、最令人惊喜的洞见。

16.细致全面地识别、分析并深入研究早期文本中的所有语言形式，而不预设其“体裁”。

17.先思考文本形成的不同模式，再接受文本现有的特定形式。

18.不要因为一个文本包含某种特定的表达就认为它是由单一作者所著。文本的表达从来不是作者的表达，它无法直接将我们引向作者的真实心理。此外，文本展现了某个形象，并不意味着这一形象就是文本的作者，无论诗歌还是哲学文本（“诸子”）皆然。即使是看起来高度个人化的文本，例如《离骚》，也可能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篇汇编而成的缀合性文本。

19.如果我们为一个文本提出了某种作者身份，请记住，这实际上是一种“作者模式”。这种模式对于其他先秦文本是否成立？它是这些文本的最佳解读模式吗？

20.区分所谓的作者和他们的同名文本，并牢记一点：文本的主角不是文本的作者。

21.考虑将单个文本的发展历史化：在我们的想象中，早期“书籍”是如何诞生的？所有先秦文献中的引诗都不超过四句（stanza），那么早期的多章诗歌是如何产生的？文本能否随时间变化，又是如何变化的？

22.反思互文性：为什么同一个故事或同一首诗，在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版本？这对早期文本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可能意味着什么？诸如“复合文本”和“文本素材库”这样的概念是否能够产生效果？有人控制和保护文本的完整性吗？如果有，那么会是谁？请注意，这不可能是文本的作者。

23.不应假设文本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：如果两篇文本共享一些材料，其中可能有一篇得自第三方，或二者皆然。质疑简单化的“影响”和“引用”概念。

24.考察“文本”和其特定物质载体（如抄本）之间的区别，以及“文本”和其实在化（realization）之间的区别。即便我们拥有一个文本的早期抄本，也不能奉之为圭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同一文本曾经有过多少不同的抄本。

25.不应相信任何文本能够原原本本地展现其原始形态，而要考虑它如今的形态是如何在接受史和重构史中演变而成的。

26.不要天然地重视新发现的文本抄本甚于其传世本；此外，要详尽调查同一文本的两个版本在多大程度上是 “同一文本”，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、源于同一文本素材库的产物。

27.要抵挡诱惑，不去把新发现的证据强行纳入传统学术的阐释体系中。例如：晚近的资料提到子夏，并不意味着他是所谓“孔子诗论”最可能的作者。

28.拒绝“原本”或“定本”的谬论。这是19世纪德国语言学的幻想（phantasy），但并不适用于早期中国文本。相反，要考虑一个文本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动态演变，包括在表演背景下的变化。

29.不应相信文本的某个版本是“更真实”或“更原始”的，只因为它“更早”，也不要刻意证明哪些是“早期”的。

30.辨析字与词的关系，不应偏重字的地位，需考虑到先秦时期书写系统的多样性，以及字音对于书写的首要作用。因此，不要把书面文本置于口传文本之上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读者接触文本的方式是通过听觉而不是阅读。相应地，要仔细考虑其他形式的传播和接受（教学场景、表演等）。

31.不要低估古人记忆大量文本的能力，认真对待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中的教学场景。

32.我们显然不能否认早期中国有书面文本的存在，但是，如果不将口传文本纳入考虑范围，就会极端简化早期中国的文本模式。事实上，口传文本在当时是压倒性的存在。

33.不要假设古人对文本的总体知识是平衡的，无论是对文本群还是单一文本的具体部分。也不要假设他们有过“辩论”，或知道彼此的“著作”；相反，要尽可能收集证据，以求全面认识他们对特定著作或思想的实际了解。

34.考虑早期文本的物质性和流通性：人们是如何接触到文本的？以何种形式？从何处、由何人得知？文本是如何被抄写的，由谁来抄写？它们是如何传播的？文本作为实物（material artifacts）的功能是什么？

35.不问“证据”，而问“可能性”。提出假说时永远选择例外情况和额外解释最少的那个。对自己的假说提出以下问题：“如果我认为ABC为真，还有什么也必须为真？这样是否合理？我能否证明这一假说包含的所有假设都具有合理性？”

36.对于早期研究者而言，我们没有任何平行材料可以确定为早期文本，我们的工作永远充满猜想。必须表明哪些是主观的猜想，而不能将之作为证据。